从马尔康往北,路就开始变得不那么“规整”了,柏油路还是柏油路,但弯子明显多了起来,一个接一个,像谁随手撒了一把弹簧在山谷里,车子喘着粗气往上爬,海拔表的数字慢悠悠地涨,窗外的风却越来越硬,带着雪线上那种干净的冷。
壤塘这地方,说它是县,其实更像一个被群山捧在手心里的坝子,杜柯河不急不缓地穿城而过,水是青黑色的,冷得发蓝,看一眼就觉得牙齿打颤,河边有人洗衣服,棒槌起落的声音闷闷的,和着水声,一下一下,敲得时间都慢了半拍。
我到的那天下午,太阳正好斜挂在西边的山梁上,整条街都泡在一种暖黄的光里,可空气还是凉的,街上人不多,几个藏族阿妈坐在路边的石阶上捻毛线,手指翻飞,嘴里念念有词,几个小孩追着一只脏兮兮的皮球跑,球滚到我脚边,我弯腰捡起来递过去,他们冲我笑,牙白得晃眼,然后呼啦一下又跑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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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地方有种奇怪的魔力,你明明是个外乡人,背着相机,穿着冲锋衣,可没人多看你一眼,好像你来不来,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,这种被无视的感觉,居然让我挺舒服的,在城里,你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你,问你办不办卡,扫不扫码,在这儿,你就是个影子。
晚上住在县城边上一家小旅馆,老板是个康巴汉子,脸黑红黑红的,话不多,给我倒了碗酥油茶就上楼了,那茶咸香咸香的,第一口不太习惯,第二口就开始觉得肚子里暖暖的,像有人往你胃里塞了个小太阳,窗外的杜柯河还在哗哗地流,声音不大,但一直在那儿,像大地的呼吸。
第二天起了个大早,想去看觉囊派的*,壤塘是觉囊文化中心,这我知道,但真到了那儿,还是被震了一下,那些红墙金顶的建筑,安安静静地蹲在山坡上,没有想象中那么金碧辉煌,反而有点旧,有点沉,风吹过经幡,哗啦啦响,五颜六色的布条在风里抖着,像无数人在说话,又像谁都没说。
有个老喇嘛从旁边经过,手里转着经筒,嘴里念着我听不懂的经文,他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朵上,我举起相机想拍,又放下了,觉得镜头这种东西,在这种时候特别多余,有些东西,眼睛看见了,就存在心里吧,拍下来反而假了。
中午在一个小饭馆吃面,老板娘是四川人,嫁到这边二十多年了,她说她刚来的时候,天天哭,想家,现在让她回四川,她反而不习惯了。“这边清净,”她一边下面一边说,“没那么多钩心斗角,你对他好,他就对你好,简单得很。”面端上来,红油汪汪的,上面卧着几片牦牛肉,香得人差点把舌头吞下去。
吃完面,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,阳光明晃晃的,照得人有点恍惚,突然觉得,自己以前那些所谓的“焦虑”“压力”,在这片高原的阳光下,显得特别可笑,你着急什么呢?天会黑,天会亮,牦牛要吃草,河水要流淌,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,就你一个人在那儿瞎忙活。
离开壤塘的那天早上,又去杜柯河边站了一会儿,河水还是那样流着,不急不慢,从远古流到现在,还要流到我们谁也看不见的未来,我好像有点明白什么叫“把自己弄丢了”——不是迷失,而是放下,放下那些你以为重要的东西,放下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破事。
车子启动的时候,我给朋友发了条微信:壤塘这地方,下次还来。
他没回,可能他又在开会,或者在改那个永远改不完的方案,我不怪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
只是我的路,现在多了一个叫壤塘的坐标。
下次再来,我一定要去海子山看看,听说那边的海子,蓝得不像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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