决定去阿坝那天,成都的雾霾正好达到近期峰值,我没做太多准备,往背包里塞了两件抓绒衣、一包葡萄糖、半盒散利痛,就跳上了茶店子客运站那趟早上六点四十的大巴,七个小时以后,当海拔表跳到三千五百米,我蹲在路边干呕了第一口酸水,高原反应这东西,就像你追了很久的一个姑娘突然回头冲你笑了一下——你措手不及,但心甘情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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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旅行这事,我干得不算少,但阿坝不一样,那地方太大了,大到你觉得自己像个被随手丢在天地之间的小石子,你不是在某个景点之间移动,你是被那些横亘在眼前的空气、山体、云层缓慢地消化着。
我先去了四姑娘山,明明已经看过无数照片,可当我真正看见幺妹峰在黄昏里露出全身,像一截半透明的冰糖插在天地边缘,我还是把手机收了起来,因为镜头拍不出那种孤寂感,那种“这世上此刻只有我在仰望它”的错觉,栈道上有情侣在自拍,有穿着藏装的小姑娘在卖风干肉,我站在旁边发了很久的呆,很奇怪,人越是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,越容易想起那些狭窄的心事。
第二天我坐上去丹巴的小面包,司机是个黝黑的藏族大叔,一路上放着九十年代的汉语老歌,音质呲呲啦啦的,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在听,我问他这条路冬天结冰厉害吗?他笑了笑,说“你运气好,前两天下了场雪,今天太阳一出来,路就软了。”我没听懂“路软了”是什么意思,只觉得他的比喻比很多文学家的还生动。
在丹巴,我住进一个藏寨,女主人叫卓玛,有张饱经风霜却总在笑的脸,晚饭是糌粑、酥油茶和一碗连名字都问不出来的汤,卓玛说这汤是用自家晒的便宜食材熬的,喝下去能治高反,我半信半疑地灌了两碗,结果当晚确实睡了个好觉,半夜醒来,我裹着外套到屋顶撒尿,一抬头,整个人傻在原地,头顶的星星像被人抓了一把碎钻石撒在黑绒布上,密得让人头皮发麻,银河横在那里,就那样平静地、一言不发地横在那里。
我突然觉得,阿坝这地方不适合两个人来,两个人要说话、要商量、要顾及对方的感受,但阿坝不需要你说话,它只需要你站着、看着、难受着、恍惚着,一个人的时候,你才有资格被这种沉默的重量压垮,然后再慢慢自己把自己扶起来。
离开丹巴的那天,我去爬了墨尔多山半山腰的一座小寺,山路陡,风很大,有几次我觉得自己会被风刮下去,寺已经没什么香火,只有一个老奶奶在转经,我蹲在墙根喘气,她就递过来一小把干草似的东西,比划着让我含在嘴里,我照做了,苦苦的,麻麻的,过一会儿,气就顺了,我掏出手机想拍一张她的照片,她摆摆手,指了指自己的脸,又指了指天,意思大概是:别拍我,拍上面吧。
那一刻我挺触动的,我们在城市里活得太在乎“存在感”,连看一场日落都要定位打卡,可阿坝这些人,他们不想被拍,不想被记录,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山的一部分,风的一部分,时间的一部分,而我们这些游客,才是短暂经过的噪音。
更后两天,我去了若尔盖,夏天去的人说那里是花海,冬天去的人说那里是荒原,我赶上了初冬,草已经枯黄,远处有牦牛慢悠悠地走,风从湖面上刮过来,像一把细密的刀片,刮得你脸生疼,我坐在一条废弃的木桥上,把背包里的面包掰碎了喂一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野狗,它吃完就走了,连尾巴都没摇一下。
我突然想起一句话,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:“旅行的意义,是让你在某个瞬间,原谅了自己所有的不辞而别。”在若尔盖的冷风里,我好像真的把一些情绪埋进了草根底下,没想过然后,也不问以后,回程的大巴上,我睡得一塌糊涂,嘴角还挂着一点干裂的血丝。
阿坝,适合一个人去,去的时候别急着拍照,别急着发朋友圈,你就站在那个海拔四千米的风口,让风把你吹成一根摇摇晃晃的芦苇,难受一下,反而活过来了,这就是我给你的全部建议,没有攻略,没有路线,没有更佳季节,因为更好的阿坝,是那个让你能在沉默里重新听见自己心跳的地方。
八月份,我想再去一趟,这次,还是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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