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汶川，23°C的夏天和那些不期而遇的人

七月中旬,我在汶川呆了整整五天，说实话，去之前我心里是犯嘀咕的，总觉得那个方向、那个地名，一提起就让人心头沉甸甸的，怕去了之后心情会变得很重，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县城不大,但特别干净，远远近近都是山，山上的植被浓得像泼了墨，一层一层往上堆，几乎要把山顶吞掉的样子，一到傍晚，风从岷江峡谷里灌进来，温度从白天的二十几度倏地跌到要穿外套的程度，我住的客栈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羌族大叔，姓王，长得黑瘦黑瘦的，手上的骨节粗得吓人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他第一晚就拉着我坐在院子里喝茶，不是那种茶，是他自己晒的绞股蓝，有点苦，喝完嗓子眼儿里又泛上来一股说不清楚的甘甜，老板说，今年暑假人来得怪，往年都往九寨沟那边挤，今年不知怎么，好些人就在汶川停下来了，一住就是三四天。

我也注意到了,这几天走在街上、菜市场、甚至凌晨的山路上，能碰见拖行李箱的年轻人，背着画板的、扛三脚架的，还有一家老小开着房车来的，有一次我去萝卜寨，那个建在山顶上的老羌寨，石片垒的房子一层摞一层，巷子窄得只容两个人侧身过，我在里面转悠的时候，居然听见上海话、东北腔、还有一句半句的粤语，各种口音在那个石墙之间撞来撞去，奇奇怪怪，又莫名热闹，有个大姐嗓门特别大，对着手机喊，哎呀这里凉快*了，你们还在上海蒸桑拿啊，她的快乐那么直接，把旁边好几个陌生人都逗笑了，大家互相看一眼，素不相识，却因为这个笑，多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。

更让我意外的是,好多人并不只是为了避暑来的，第二天下午，我跟着客栈老板去了趟映秀，本来我没计划去的，老板说他要去送点东西给一个老朋友，问我要不要一块儿转转，路不远，四十来分钟就到了，漩口中学地震遗址那个位置，那个裂开的时钟雕塑还立在那儿，时间永远停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，站在那里，所有的蝉鸣忽然就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，变得很远很远，周围大概有三四十个游客吧，但谁都不怎么说话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，有个老爷子，大概七十岁上下，被孙女搀着，站在那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更后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朵小黄菊花，轻轻放在台阶边上，然后转身走了，始终没说一个字。

我知道,来汶川的人，心里大概都埋着一些东西，有些人可能是当年看了新闻，哭过，捐过钱，心里一直惦记着，就想着哪天来看看，有些人可能是带着孩子来的，想让孩子知道，这世上有很多事情，课本里读不到，但应该被记住。

另外还有一拨人,是冲着汶川的水果去的，七月份正赶上车厘子和杏子的尾巴，第一批脆李也下来了，路边上农民摆的小摊一个接一个，黄颜色的杏子堆成小山，软软地塌在藤编篮子里，阳光打在上面，透出蜜一样的光泽，我买了两斤杏子，那个卖杏子的嬢嬢非要多塞三个给我，说这个甜得很你尝尝嘛，我咬下去第一口就后悔了，后悔买少了，那种甜不是齁甜，是带着一点点酸的，吃下去喉咙里凉幽幽的，像把整个山里的早晨吞进去了一样。

离开的头一天傍晚,我一个人爬到县城后面的小山坡上，坐在一个废弃的亭子里往下看，整个汶川县城窝在山谷里，岷江像一条灰绿色的带子，安安静静地穿城而过，灯光慢慢亮起来，稀稀疏疏的，不像大城市那么密集那么刺眼，倒像是山里长出来的萤火。

夜风凉下来的时候,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汶川这个地方，它承载着一种极为复杂的重量，它有过巨大的伤痛，但同时也是大禹的故里，有着几千年的羌族文化，它被记住的，不应该只是地震，那场灾难是它的一部分，但绝不是它的全部，它有湍急的岷江、有雨季里疯长到天际的草木、有甜到不真实的水果、有一开口就能把人心口捂热的羌族人。

我觉得,把汶川当作一个避暑加发呆的地方，可能是我今年七月做过更正确的决定，从数据上看，今年夏天来汶川的游客确实比想象中多得多，可我始终不愿意把这些体验看成冷冰冰的数字，留在我记忆里的，是那个卖杏子的嬢嬢多塞给我的三个杏子，是王大叔泡的那杯苦涩回甘的绞股蓝茶，是遗址台阶上那朵小黄花，是傍晚穿过峡谷的那一阵凉风，这些都不是数字能统计的，但恰恰是这些东西，让汶川的夏天，有了温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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