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在九寨沟，我们躲过了地震，却躲不过一场人性的考验

2008年5月12日,下午两点多，我们那个二十来人的小旅游团正坐在九寨沟往松潘方向的观光车上，导游小杨拿着话筒，用带着川味的普通话讲着藏族的风俗，车里有人打盹，有人小声聊天，窗外的山水像流动的画卷。

车猛地晃了一下。

不是颠簸,是那种整个大地在下面打了个寒颤的感觉，司机师傅反应极快，一脚刹车，车子斜停在路边，紧接着，更剧烈的摇晃来了，像有只巨手在抓着车尾疯狂甩动，山上的碎石哗啦啦往下滚，砸在车顶砰砰响，远处传来沉闷的、让人心头发毛的轰隆声，车里瞬间*寂，然后爆发出尖叫，我前排那个一直很安静看风景的阿姨，手里的矿泉水瓶掉在地上，水汩汩地流出来，她只是**抓着前面座椅的靠背，指节都白了。

“地震了！大家别慌！低头！护住头！”导游小杨的声音劈了，但还算清晰，他自己也缩在导游座的空隙里，那一刻，时间被拉得极长，你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耳朵里撞鼓，能听见旁边大哥粗重的喘息，能看见窗外原本秀美的山峦，此刻尘土飞扬，露出狰狞的土黄色脊梁，恐惧是冰凉的，从脚底板窜上来，攥住你的胃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也许只有一两分钟，晃动渐渐停了，世界以一种诡异的、尘埃落定的方式安静下来，司机试着发动车子，引擎咳嗽了几声，居然响了。“不能停在这里，前面有块开阔地，我们开过去！”他的声音抖得厉害，但手很稳。

车子挪到一片相对平坦的草坝子,一下车，腿都是软的，手机完全没了信号，一格都没有，我们和外界失联了，更初的恐慌过去后，现实问题砸了过来：我们怎么办？晚上住哪儿？吃什么？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？

团队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,一个穿着冲锋衣、一直很活跃的中年大哥（后来知道姓李）嗓门更大：“导游，这地方不能待！得往外走，走到有信号、有路的地方去！我们年轻力壮的，走也得走出去！”他身边几个年轻人跟着附和。

但团里还有几位年纪大的,一对上海来的老夫妻，老爷子腿脚本来就不太利索，还有一位带着七八岁孩子的妈妈，老太太脸色煞白，捂着心口，小声说：“走？往哪里走啊……这山看着都吓人，万一路上再塌方……”

小杨导游,那个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六岁、皮肤黝黑的藏族小伙子，成了焦点，他显然也吓坏了，但努力挺直腰板。“大家听我说，”他咽了口唾沫，“现在情况不明，乱走更危险，我知道这附近有个废弃的护林站，是石头房子，比帐篷结实，我们先去那里落脚，等消息，看看救援什么时候能进来。”

李大哥立刻反对：“等？等到什么时候？等*吗？我们必须自救！”他的情绪感染了一些人，队伍隐隐分成了“撤离派”和“留守派”，争吵声越来越大，带孩子的妈妈忽然哭了，不是大声嚎啕，是那种压抑的、绝望的抽泣，孩子抱着她的腿，一脸茫然。

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,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大巴司机，那个沉默的藏族汉子，走到一块大石头上，用不太流利的汉语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在这条路上跑了十几年，现在的山，是醒着的，在发脾气，你看着它安静了，它可能翻个身，乱走，就是往它巴掌底下送。”他指了指远处一道新鲜的、泛着白茬的山体滑坡痕迹，“那条路，已经没了。”

他的话像一盆冷水,浇熄了一些躁动，大多数人同意先去护林站，那一路，不过一公里多，走得无比艰难，余震时不时来一下，虽然不大，但每次都让人心惊肉跳，大家互相搀扶着，李大哥虽然嘴上还硬，但也主动帮老爷子背起了包。

那个护林站比想象的好,虽然破旧，但墙壁厚实，小杨和司机从大巴车有限的储备里翻出一些矿泉水、饼干和几包榨菜，东西少得可怜，怎么分？

没有人组织,但一种奇妙的默契产生了，水先紧着孩子、老人和那位身体不适的阿姨，饼干拆开来，每人分一小块，李大哥把自己那块饼干掰了一半，塞给了那个一直哭的妈妈的孩子，他没说话，脸上还是那副不服气的样子，但动作很轻。

晚上,我们挤在冰冷的地板上，裹着从大巴上拿下来的薄毯和所有能御寒的衣服，外面风声像野兽在嚎，每一次余震都让房梁嘎吱作响，没有人能真的睡着，黑暗里，有人开始小声说话，讲自己的家，讲出来旅游前和家人的拌嘴，讲如果能回去更想吃什么，那个上海老爷子，用软软的沪普说：“小杨导游，等出去了，我请你到上海吃真正的生煎馒头，比你们这儿的牦牛肉好吃多了。”黑暗中，响起几声低低的笑，带着泪意。

那是我经历过更漫长的一夜,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，和对未知的等待，但也是在那寒冷、饥饿和恐惧交织的黑暗里，先前争吵的面孔变得模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——我们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必须紧紧靠在一起，才能熬过去。

天快亮的时候,更猛的一次余震来了，房子剧烈摇晃，屋顶掉下簌簌的灰土，孩子吓得大哭，妈妈紧紧搂着他，李大哥和另外两个男人，下意识地挪到了门口和看起来更不稳固的墙角边上，好像那样就能替里面的人挡住点什么，那一刻，没有“撤离派”也没有“留守派”，只有一群被命运扔到同一个*里的人。

第二天下午,就在更后一瓶水快要见底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，救援队找到了我们，当看到那些橙色救援服的身影时，很多人哭了，包括那个一直很硬的李大哥，他扭过头，用力抹了把脸。

很多年过去了,九寨沟早已恢复了仙境般的容颜，甚至更加美丽，我后来也又去过很多次甘孜，看过更多震撼的风景，但2008年5月在九寨沟边缘那个破旧护林站里的二十几个小时，却成了我对这片土地更深刻、更复杂的记忆。

它不关于风景,而关于人，关于在绝境面前，人性里更先冒出来的自私和恐惧，以及恐惧之后，慢慢苏醒的、笨拙的善意和依靠，大地撕裂的伤口终会愈合，山花会重新开满山坡，但有些东西，比如黑暗里分享的半块饼干，比如余震来时下意识挡向危险方向的肩膀，比如那句用上海话许诺的“生煎馒头”，却像砾石一样，留在了记忆的河床里。

那场地震没有直接击中我们,但它用另一种方式，“震”出了我们平时衣冠楚楚之下，更真实的样子，这或许比任何风景，都更接近这片土地的灵魂——在*的天赐之美背后，永远伴随着无常的考验，而生存于此的智慧与力量，就藏在那份于动荡中依然试图相互扶持的、并不*却足够坚韧的联结之中。

标签： 汶川地震时的九寨沟旅游团